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为了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奏得更响、传得更远，国家京剧院倾心打造了新编现代京剧《西安事变》，于10月12日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进行了首演，当晚座无虚席，观众叫好之声伴随演出始终。这在新编现代戏特别是新编主旋律的现代戏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何以会如此？据笔者愚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至为重要的地位，这一真实发生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如何在京剧舞台这一有限时空中逼真呈现，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既要反映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给全社会带来的震动，又要有当事人的内心冲突与情感交织；既要凸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领在此事件中的传奇色彩和重要作用，又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此事件和平解决过程中的主导与推进作用。可以说，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一台情节起伏、冲突不断的大戏，而要把这些重要的方面纳入十分有限的京剧舞台时空，如果没有极为巧妙的艺术创作，是很难做到的。《西安事变》的创作团队历时数月，经过不断精心打磨，照顾了各个方面，既在舞台上立体刻画了张学良、杨虎城在抓蒋、放蒋上的内心抉择过程与意见冲突，也通过周恩来睿智、潇洒、举重若轻的舞台形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情节推进环环相扣而符合史实，武戏尽展中国士兵的飒爽英姿，文戏又暗蕴时代激变和矛盾冲突，让观众欣赏时仿佛身临其境，处在那个扣人心弦的时代与事件之中。

　　二、丰满而立体的人物形象塑造。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都是离我们不太远的历史人物，人们心中对他们都有着既定的形象认定，如何才能够让这些人物立在京剧舞台上唱京剧，而不令观众感觉突兀、失真甚至好笑，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看到，京剧《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周恩来、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等，都让观众感觉是那么真实。如舞台上的周恩来，不仅外在面貌上与真实的周恩来相似，而且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处事风格也极似人们心目中那个真实、宽厚、潇洒、睿智的周恩来，致使观众觉得舞台上的周恩来唱京剧，是一件如此自然的事，毫无违和感。舞台上的张学良不仅刻画出张学良的传奇色彩，而且还刻画了他在整个事件的心理活动过程，他走上兵谏的道路是渐进的，即使扣押蒋介石之后，他的内心矛盾也是非常激烈的，他既有着传统的忠君思想，认为扣押蒋介石是忤逆之举，但他又有着为民请命的博爱情怀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志雄心，在这一矛盾冲突的心理交战中，逐渐地完成张学良形象的塑造，将张学良那俊朗洒脱的气质、激愤决绝的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正是《西安事变》舞台上人物形象的丰满、立体，让观众感觉他们在舞台上的唱念做表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三、立足京剧艺术本体的创作。京剧表现近现代革命历史是有传统的，如脍炙人口、百听不厌的《红灯记》《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都是京剧现代戏精品。如今以西安事变为题材创作新编现代京剧，可谓是有标杆可依的——那就是京剧舞台上的作品要充溢京剧的味道，要表现人民的力量，要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双优。《西安事变》很好地做到了这些。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让人感知到京剧那特有的旋律。在努力刻画人物形象的前提之下，设计了较多感情充沛、优美动听的精彩唱段，展现了京腔京韵的无穷魅力。同时，舞台表现方面一直在遵守着戏曲艺术写意美的固有要求，力避繁重的写实舞美设计，无论是场景的布置还是灯光的使用，都显得那么简洁而富有象征意蕴。如酒会那场，把偌大的世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与反应尽数囊括，以诗情画意的创作手法表现了世界的暗流涌动、人生百态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再如送蒋那场，犹如史诗一般书写张学良那充满矛盾的内心与勇赴险地的决绝，呈现了张学良的大无畏精神、敢于担当的情怀和难于挣破心茧的抉择。尊重并遵守京剧艺术的本体要求，尽情挥洒写意的创作手法，可以说是《西安事变》得以饱蕴京腔京韵而洋溢诗意的重要原因。

　　导演娄迺鸣曾对媒体说：“3岁进戏园子看京剧，那时候就觉得京剧是彼岸，太精致不可触摸。”可以说正是创作团队这种对京剧艺术的尊重与敬畏，以及对西安事变事件内质的精准把握，再经过不断打磨、精益求精，才创作出了这一思想性、艺术性兼具而又极富观赏性的《西安事变》，让走进剧场的观众享受了一次美的盛宴！享受久违的盛宴，谁能不大声叫好、极力点赞呢？